文/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宁方刚
中国医疗暴力屡禁不止，恰恰是因为法制的败坏和缺位。法律部门将涉及医院的严重暴力犯罪等同于一般的医患纠纷，执法不严，违法不咎，柔性执法，执法枉法。南平医暴时间，当事法律部门竟然公开声称自己处理此类时间原则是：不能把患者和医院的冲突转化成患者和执法部门乃至政府的冲突。
医患协调办公室最近一段时间，医患纠纷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。面对持续不断无法遏制的医疗暴力事件，两位委员们献计献策，其中之一就是“建立第三方调解机构”。事实上在很多地方，第三方调解机构已经是设想，而是现实的存在。但是，这种所谓的第三方调解机构，真的有存在的意义吗？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。
习主席说了，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“简政放权”，既然简政，我们就应该首先想办法在已有的政府框架内解决问题，只有现有的机构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才需要成了新的机构。否则，新成立的机构不仅不能解决问题，还会因为在职能上和已有机构重叠，出现责权利不清的情况。不仅解决不了麻烦，他本身还很可能成为新的麻烦。
一句话，碰到问题，先想着成立机构，扩大编制，扩大行政职权。无论该管不该管，先管了再说。这种思路既和“简政放权”格格不入，又是对纳税人财富的不负责任的浪费。
那么，这种所谓的第三方调解机构能否解决目前的医疗暴力问题呢？白色暴力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？是可以“调解”的问题还是无法调解的问题呢？
我最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：要把白色暴力和一般的医患纠纷区分开来。很多人认为，白色暴力是因为医疗体制不合理。我曾经也持类似观点。但当我认真分析了这些年知名的白色暴力事件后，我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中国医疗体制有问题是事实，中国患者就医体验差也是事实，但是，这一切并不是医疗暴力的主要原因。
这些年发生的知名医疗暴力事件，没有一起是因为患者看不起病引起来的。中国百姓绝大部分是善良而且理性的，虽然各大医院门庭若市，虽然儿童医院的家长要抱着发烧的孩子等候几个小时，但是，这些患者绝大部分都是配合的，因为他们清楚的看到了医生忙的不可开交，清楚的看到门诊急诊门庭若市，所以他们即使有不满和怨言，也不会发泄到医生身上，相反，他们中大部分都会对医生表示理解和同情。
以北京儿童医院为例，该院每天门诊量过万人，如果算上孩子父母亲属，恐怕不下三四万人。这些孩子大部分要经历漫长而折磨人的等待过程，但是，其中对医务人员施暴的有几个？那些因为护士给孩子输液一针没扎进去就扇护士耳光的人，难道仅仅用“就医体验差”就可以解释？难道这种人在生活中是安分守己的良民？
2009年南平事件，上百名“家属”有组织的对医院进行围攻和打砸。在刚刚发生的潮州事件中，几十名“家属”围攻医院，挟持当事医生游街侮辱。敢问这是因为医疗体制不合理？这是因为就医体验差？是因为看病贵看病难？这种动辄几十人上百人参与的行动，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必然有黑恶势力的参与和组织。而这种黑恶势力猖獗的地方，警察系统的清廉和负责程度，也就可想而知。
关于医院医患纠纷的组成，华西医院宣传部长廖志林曾在微博讲到：“我们每年治疗450万病人，发生纠纷百来起；真正无理取闹的不足10起；多数纠纷都能调解，不能调解的法院也判了”。这很清楚的说明了目前医患纠纷的组成：一部分是小的误会和纠纷，经过医院协商都能自行解决。第二部分无法协商解决，需要进入法律途径，最后依法处理，也不是问题。而真正令医院苦不堪言的是第三种：既不接受协调，也不走法律途径，而是采用非法手段，对医院围攻骚扰威胁，甚至对医务人员施以暴力。
最后这种人，其实就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人渣败类。这种人本来比例极少，但架不住大医院患者数量实在太多，目前很多三甲医院门诊量都在百万以上，即使这种地痞流氓的比例只有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，也足以严重威胁医务人员人身安全，并折磨的医院苦不堪言。
敢问，面对这三种纠纷，所谓“第三方调解机构”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哪里？
对于第一种，医院自己就可以解决，需要政府浪费纳税人的钱成立专门机构让患者大老远跑一趟吗？
对于第二种，法院自然会给予公正的判决。需要浪费纳税人的钱成立专门机构吗？
对于第三种，敢问这些地痞流氓人渣败类乃至社会黑恶势力，会乖乖的接受这个“第三方调解机构”的调解吗？
既然如此，这个“第三方调解机构”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？
其实，公正中立而且权威的第三方早就存在了，那就是中国的司法系统。对于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，如果存在调解可能，无论法院还是派出所都会首先选择调解，而且这种调解具备法律效力，有法律机关做执行的保证。难道我们新成立的调解机构，会更专业？会更权威？会更有效率？
中国医疗暴力屡禁不止，恰恰是因为法制的败坏和缺位。法律部门将涉及医院的严重暴力犯罪等同于一般的医患纠纷，执法不严，违法不咎，柔性执法，执法枉法。南平医暴时间，当事法律部门竟然公开声称自己处理此类时间原则是：不能把患者和医院的冲突转化成患者和执法部门乃至政府的冲突。
在这种维稳的心态下，医暴有恃无恐，群起效尤，最终导致医院治安急剧恶化，医疗暴力始终得不到有效遏制。
一句话，医疗暴力泛滥的根本问题，是法律的缺位，而不是缺少什么第三方调解机构。
这种新建立的机构，根本不是所谓的“第三方”，而是“第四方”。如果说第三方代表法律，那么第四方其实代表行政。不是认真依法办事，将医患纠纷的解决纳入法制轨道，以法律手段严厉打击暴力犯罪。而是建立这种“第四方”的干预机构，试图以行政权力替代法律权威。这本身依然是维稳思想的延续。他的存在不仅无法遏制医疗暴力，还会使得本就不愿“把患者和医院冲突转化成患者和执法部门乃至政府冲突”的司法机构理直气壮的推诿扯皮，根本不符合法制社会的精神。
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，可以休矣！
(本文作者介绍：烧伤科主治医师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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